作品对朱亥、毛公、薛公等都采用了略写的手法。然而，就在三言五语的描写中，也显示了信陵君礼贤下士的谦逊作风。

作品不仅表现了信陵君的礼贤下士，而且还描写了信陵君急人之难、救人之危、爱民如子的仁爱思想。信陵君的“仁”是贯穿全篇的。当秦围邯郸，赵求救于魏，而魏王畏秦不救时，信陵君“计不独生而令赵亡”，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当侯生为他策划“窃符救赵”，估计晋鄙老将军“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时，信陵君难过地掉下了眼泪；矫杀晋鄙后，他下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信陵君的仁爱。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救赵后，《魏公子列传》的描写仍是曲折回环。如公子留赵期间，魏国受敌，公子却不回国救魏。这样的行为，不像公子素来的为人，情节发展到这里又生波折，使人对这个可崇敬的人物很失望。然而，经人劝说后，公子“立变色”，“归救魏”，情节顺理成章发展了下去。公子回国后，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继而“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公子战功赫赫，威震天下，抑制着秦兵不敢东出。就在魏国政权巩固、国威大振之时，魏王却听信了秦国的反间计，“使人代公子将”。情节又骤生波折，回应了开头“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历史人物传记，虽然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实录，然而司马迁的历史人物传记却很重视、而且也很善于刻画人物。本文中，作者就塑造出了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信陵君是作者用力刻画的历史人物。作品既写出了信陵君作为贵公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战国末期，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以养士网罗人才的阶级共性；又写出了信陵君不同于其他贵公子的独特的个性──仁而下士、急人之危、从善如流、勇于改过。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运用了多种手法。除以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外，在公子亲迎侯生一段里，还采用了明写侯生，暗写公子的烘云托月的手法。此外，作者还运用了心理描写的手法，如公子率门客赴秦军、见侯生“辞决而行”，“复引车还”时的心理活动：“我岂有所失哉？”完全没有对侯生冷淡态度的责怪，而只有自责，这就深刻地表现了信陵君虚怀若谷、严于律己的可贵精神。略写的方面，作者一般采用了概括性的介绍方法，如开头写的“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等，只是作了粗线条的点染，而没有作具体的描绘。

在这篇作品中，司马迁不仅满怀喜爱与敬佩之情塑造了信陵君这个人物形象，并以很高的热情描写了侯生、朱亥等人物。在作者笔下，侯生也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当他还不深知公子的为人时，故作倨傲，对公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这些似乎不近人情的举动，都表现了他过人的机智；当他深知公子的为人以后，就与公子真诚相待，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表现了他出众的才智；公子临行，他推荐朱亥同行，以助公子成功，表现了他考虑问题的周全；最后，他“北乡自刭”，表现了他“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不得已而杀晋鄙的自责，“自刭以附魏国”的义士气质。

写朱亥着墨不多，但是一个豪爽、侠义、旷达的人物形象已突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读后难以忘怀。

就连没有正面出场的如姬，司马迁也通过旁人的叙述，从侧面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有胆有识、见义勇为的“绝代佳人”的艺术形象。正如郭沫若在《虎符》的《写作缘起》中说的：“司马迁替我们留传了一位值得赞美的女性──如姬。凡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提到信陵君，没有不知道如姬的。”如姬为了救赵存魏，也为了报信陵君的知遇之恩，冒死帮助信陵君盗出了兵符，完成了救赵也即自救的伟业。但是，事后如姬的结局如何呢？作品没有写。这就给人留下了一个悬念，同时也给了读者想象与再创造的广阔天地。正是这样，郭老在1942年通过丰富的想像，完成了如姬的艺术形象，创作了五幕历史话剧《虎符》。

作品除塑造了以上这些正面人物外，还以简练的笔触写了刚愎自用、忌贤妒能的魏王的形象。

有人论《史记》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这话一点不假，《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这样，真可以说，通篇充满诗情画意，使人百读不厌。

   从北宋东京城地图来看，铁塔位于城市的东北区域，在里城之外、外城之内。明清之后，开封里城向北挪了一箭之远，把铁塔圈在里城内。
    铁塔起于夷山之上，那夷山并不突出。“开封三山不显，其中之一便指夷山。‘夷’在《辞海》中的注解是‘平坦、平易’的意思。夷山不过是高于平地的土岗子而已。”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先生说。
    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大梁（即今开封）的东门不叫东门，称为夷门，夷门就是因夷山得名的。魏国隐士侯嬴使得夷门名气大增。“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司马迁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满怀敬意地描摹过开封人侯嬴。一个白髯飘胸上了年岁的大梁城看门小官，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隐士。偏偏魏国公子信陵君又是一位喜欢结交天下贤士的人物，他与侯嬴终成忘年交。信陵君采用侯嬴的办法，盗得魏王的兵符。公元前257年，魏公子带着兵符北上抗秦救赵，侯嬴相送时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侯嬴老人践约自刎，以死激励信陵君北上救赵。这就是老开封人的秉性。新开封人“白纸黑字”一路讴歌传诵这种秉性，现今关于开封铁塔的书，无不把铁塔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57年的“窃符救赵”。外乡人读罢《魏公子列传》，可能对“大梁夷门”没什么概念。而开封人不然，他们会说，“大梁夷门”就在铁塔公园，还会精确地告知你：“魏公子无忌的宅院就在今天的相国寺。”
    2004年6月初，一连数天我频繁地前往铁塔公园，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眺望、张望、凝视那铁色的琉璃塔。当在铁塔公园做讲解员18年之久的王志新女士给我吟咏马杰的诗作《铁塔，我心中的市徽》时，她那无法掩饰的对铁塔的亲切感，让我遗憾自己和铁塔缘分的浅淡。开封人有句老话：“到河南不到开封，就不算到河南；到开封不到铁塔，就不算到开封。”在这次采访之前，我曾经两次到过铁塔，也算是到过开封了。
    铁塔牌火柴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那火柴用草纸做盒，正面是“铁塔行云”的图案。很多年里，铁塔牌火柴一直在中原五省的店铺中畅销。我曾经从那些已经消失的商店中买过它无数次，至今还留恋它的手感、质地……我对开封铁塔的最初印象，就来自铁塔牌火柴无形的启蒙。
    2004年6月6日，淅沥细雨中，我在开封一家糖烟酒店里指名要买开封的铁塔牌火柴，店主嘿嘿一笑说我落伍，竟不知火柴厂已倒闭多年。无奈我要了一盒安阳“工农兵”牌火柴，它的材质、模样酷似那铁塔牌火柴，只是上面没有塔的图样，火柴盒正面赫然是八个字：“质量第一，用户至上”。怏怏地出了小店，我在雨中擦燃一根火柴，但感觉已不像从前。
    一个人影稀疏的黄昏，我独坐在铁塔下的石条凳上，仰望那55.03米高的铁色塔身。或许是近距离仰望吧，铁色的琉璃壁面分明还透着绿色、黄色、红色……
   从颜色看，这座塔仿佛铁质，故得了个俗名铁塔。后来，铁塔的名头越来越响，它的原名“开宝寺塔”反而被人遗忘了。我久久地张望着铁塔，一阵风过来，一个挑角龙头下的风铃摇摆起来，“丁丁当当”，好生悦耳，颇有“铃风遥带野风飘”意趣。这当儿，一只无名倦鸟栖息在塔檐上，和着风铃的乐声摇头摆尾。那一刻，突然有一种历史感扑面袭来，我叹了句：大东京铁塔风韵尚在呀！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久攻大梁城不下，乃决水灌城。于是，繁华的魏都大梁城毁于洪水。西汉司马迁在写作《魏公子列传》前，曾独自漫步大梁夷门。看着残破的魏都遗址，司马迁长叹：大梁之墟呀！

　　 从《关东风俗传》前后文义看，所谓“濮阳侯族”，即是指侯景一族，就是下文所说的“河南侯氏”。《梁书·侯景传》：

　　侯景字万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生擒葛荣，以功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魏以为司徒、南道行台，拥众十万，专制河南。

据姚薇元先生考证，河南侯氏本出胡引氏，即《魏书·官氏志》所说的“侯伏侯氏”，属北镇羯人部族[19]。以“河南”为籍，是北魏胡人改姓的通例；以“濮阳”为郡望，也符合上古以来以封地为氏的习惯。北魏末年，侯氏进入中原后，尚保持着一定数量的部落组织，因而在宋孝王的眼中，“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20]。侯景一族在形态与家族背景等方面与其他汉人豪族有很大差别，魏齐之际，侯景拥河南之重兵，依违往复于东、西、南三个政权之间，是影响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把濮阳侯族（河南侯氏）与诸多汉族大姓相提并论，似有“篇第冗杂”之嫌，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和改姓后“胡姓”贵族与汉人大姓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