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广电学会广电产业研究专业委员会特邀理事、《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理事、《经济学动态》杂志理事等职务。同时兼任有上海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特聘教授、非线性分析与系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曾经担任过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暨南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经济学动态》主编助理、深圳大学兼职教授、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科特集团集装箱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麦科特-ACE集装箱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广东华田实业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燕帅）

作为穆斯林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西方化进程。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几乎历届政府都把“西方化、世俗化”作为不可动摇的立国之基。二战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更是全面倒向西方，它在50年代初就加入到北约阵营，而加入欧盟则是土耳其真正融入欧洲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对地缘政治格局、欧盟的发展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强烈的亲西方定位，土耳其关于中国崛起的看法是不突出的。可是，认识和了解土耳其这个有着7200万人口的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北约成员与中东大国的土耳其，同时又与中亚有着历史、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复杂联系。尤其，土耳其还是“东突”势力的大本营之一。因此，认识和研究土耳其这个国家，特别是当下它对中土关系、中国崛起的一些看法，将有利于国策，并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相对地丧失了其重要性。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次级力量，土耳其必须重新思考其国家定位，并调整其与新兴力量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除了一些非常感性的认识及个别政治家的嘴皮子功夫之外，土耳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中国战略，对土耳其而言，中国事务也远不如欧洲、美国、中东邻国以及中亚更为重要。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土耳其正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已经有个别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土耳其人正在或者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并开始对中国崛起可能带给土耳其的各种影响进行研究。可以说，未来的十几年正是土耳其对中战略的形成期，其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并将随着中国实力的消长而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必要梳理一下土耳其人那些零散的涉中政策和言论。

撇开较远的历史不谈。中土这两个民族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遭遇竟是在朝鲜战场上。在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的盟友，土耳其曾派遣了一个2000人的旅参加了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笔者曾在伊斯坦布尔偶遇一位参加朝鲜战争的土耳其老兵，他向我说起了战争情形，并对中国军队的勇敢无畏深表钦佩）。重要的是，这次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土耳其一直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别是在1950年代的门德列斯政府时期，中国政府谴责了其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路线。 在土耳其这一方，根据我的朋友、土耳其青年学者乔达西（Çağdaş Üngör）的研究，土耳其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记者报道和报刊评论，“设定了土耳其人理解东亚国家特别是红色中国的维度”，而且，“通过把中国的军人描写成邪恶之敌、可怜的战俘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幼稚信仰者，这些叙述构建起了土耳其人关于这块陌生土地及其人民的长期形象。”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土耳其的统治精英在冷战期间维持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反共立场。中国也曾在1960年代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左派运动，《人民日报》也在“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 直到今天，很多不了解中国的土耳其人，在心目中还保留着一个红色中国的形象。

土耳其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是在1971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别自80年代起，高层互访增多，关系发展较快，其中双边经济关系发展最快。不过，中土双方之间的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土耳其一直处于较大的逆差状态（表1）。

（表1）

跟世界大上多数国家一样，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主要是着眼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中土经贸关系来说，土耳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二是关于中土两国之间在雷同工业部门领域的激烈竞争问题。如表1所示，中土双边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显而易见。这种不平衡使土耳其感到很不安。根据一家土耳其研究机构所作的《国家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问题是集中于两国之间纺织业部门的不可避免的竞争上。 其实，这也是土耳其最早和最深切地感到中国之竞争压力的领域。
但土耳其经济官员们相信，不利的条件会随着时间而得到改变和解决。土耳其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上。然而，土耳其商人对中国商人及商品在土耳其市场上的存在感到不安。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资料，土耳其的中小企业感觉到他们在最近举行的一个商贸洽谈会上感觉到了“中国威胁”的存在。报道说，土耳其商人力图在战后的伊拉克市场上有所作为，但他们发现中国商人的存在使他们倍感压力与威胁。这个洽谈会是在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加齐安泰普（Gaziantep）举行的，时间是2008年5月。

三、

面对中国崛起，理性的反应显然是如何评估和利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土耳其人也慢慢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将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这必将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版图。从官方层面来看，土耳其高层领导人的涉中言论非常谨慎，鲜见“中国威胁”的论调。相反，土耳其把中国崛起作为一个机遇来看。最近，土耳其驻华大使奥克塔伊•厄聚耶（Oktay Özüye）在接受一家中文杂志采访时说：“在土耳其，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人士，都视中国的崛起为机会，而不是威胁。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求与中国伙伴合作……”

就中土关系来说，中国更为看重的是在安全与反恐领域的合作，这个问题涉及到当前困扰中国的头等安全问题——“东突问题”，因为，土耳其是“东突”势力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避难的中心，只要中国新疆的分裂运动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将很难保持中立。
在土耳其有一个很流行的看法，即中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中国是一个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日益增加和扩展其影响的、正在崛起的力量。土耳其的观察家们几乎没有人否定这些看法。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体现在土耳其对“东突”问题的态度上。土耳其长期以来都是“东突”分裂势力的同情者。然而，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作为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土耳其开始收缩和限制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和支持。1995年，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访问中国之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一道由总理麦苏特•耶尔马兹（Mesut Yılmaz）签署的密令，密令指出，中国政府对由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社团的活动感到不安，密令要求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

到2000年2月14日，中土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2000年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来访的土耳其内政部长萨阿德丁•坦坦。朱镕基表示，中土两国刚刚签署的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将促进中土两国政府在打击跨国刑事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国际恐怖活动及警用科技装备和情报信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坦坦表示，土耳其政府重视发展与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绝不允许反华分裂分子利用土领土从事反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2002年4月朱镕基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公开地涉及到了“东突”问题。朱镕基表示：我们注意到土耳其政府近年来一再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在土“东突”分子的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目前“东突”分子仍在顽固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一些在阿富汗进行反华恐怖暴力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正在寻找新的基地，土耳其是其重要的转移方向。中土两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共同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符合两国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土双方更密切地合作，共同防止“东突”恐怖分子给中土关系造成损害。埃杰维特表示，土耳其反对世界上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土中双方在反恐领域进行了良好合作；近年来，土中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对于在土耳其部分“东突”分子的活动，土方将加强限制，土耳其政府不会支持“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

2005年6月，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邀请，土耳其宪兵部队司令图尔凯里访华，双方进一步表示要加强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及反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些围绕安全问题进行的频繁互访以及签订的协议显示，自“9•11”之后，中土两国就反对“东突”分裂势力这一问题逐步达成了共识与合作意向。

也有土耳其强硬派反对针对中国的温和政策。根据这些人的看法，在中土关系中的温和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强硬派认为，那些搞妥协的土耳其人不理解经济民族主义。对中强硬派认为，对中国而言，土耳其只是一个通往欧洲共同体的跳板(sıçrama tahtası)，那才是一个有着巨大机会的市场，所以，他们认为，“那种说‘中国已经准备好购买我们所卖的各种东西，我们不能失去中国’的论调只是无知和毫无结果的假定而已。”其次，强硬派认为，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理由，对中国的“东突”问题置之不理，“是最不合逻辑的理由”，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60年代对土国内左派的支持是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
还有的土耳其强硬派认为：“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是非常滑稽的。我们向中国出售3亿美元的货物，而他们中国人向我们土耳其人出售了70亿美元的货物。这个就是商业图景。当我们问一个土耳其议员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要给（江***）那个勋章 ，他说：‘嗨，我的朋友，那就是个勋章而已嘛。’这样的回答或许会使我们沮丧。”

显然，这些土耳其的强硬派只是把他们的关注局限于土耳其人和中国维吾尔族人之间的所谓的历史、文化和种族关系，只是目光短浅地盯住中土两国之间暂时的贸易不平衡。他们对土耳其与中国有关的其他方面利益是无知的。

另外一些具有更为广阔视野的土耳其观察家，在思考中土两国的双边关系时，则意识到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对土耳其的重要性。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将在2030-2050年间超越美国，并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们建议，对于土耳其的国际利益来说，当前与中国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比较现实的土耳其人意识到，土耳其有自身的头痛问题，即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以及塞浦路斯问题。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土耳其显然也需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 在军事技术领域，土耳其希望能够与中国分享一些技术，特别是在导弹技术方面，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处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的国家，在这个地区，它的邻国都拥有导弹。”

冷战结束之后，中土两国在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更多的利益交合带。在土耳其的外交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和能源方面的联系，中亚地区有着极大的重要性。首先，土耳其与中亚地区有着种族、文化和历史联系，在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亚国家理想的发展模式，而且土耳其对这些国家有着多方面吸引力。在经济发展、自由贸易和安全领域，土耳其与中亚之间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可以预见，这将在未来继续发展下去。对土耳其来说，冷战后在中亚出现的众多新国家，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因为，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中亚地区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投资、贸易和丰富的能源输出（能源过道）方面，土耳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土耳其必须重视它在中亚地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