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叔为什么又称为晋公:“晋公宗室”考辨

    中华官氏网 2009年5月7日 转载


梁云


晋侯墓地第一组的M9、M13中出土有晋侯所作之器,但没有晋侯名;M9出的一件小圆鼎铭文最后有晋侯作“晋公口室尊彝”,第三字残,李伯谦老师根据金文通例补定为“宗”字,并指出“晋公宗室”就是“晋公宗庙”1,这个意见是很对的。西周金文中出现“宗”或“宗室”的有以下例子:



《 簋》: 余 士献民, 先王宗室。



《沈子簋》:乃 (驩)作 于周公宗



《 伯簋》:用作宗室宝尊彝策



《静卣》:用作宗彝



《善鼎》:用作宗室宝尊彝



《豆闭簋》:万年永宝用于宗室驩



《召伯虎簋》、《师 簋》等:用享于宗



《 伯簋》:用作朕皇考武 几王尊彝,用 (孝)宗朝(庙)



······子孙 其万季日用享于宗室



《井人 钟》: 宗室, (用)作 大 钟钟



《尹姞鼎》:穆公作尹姞宗室于 林
西周金文中还有“大(太)室”,如《君夫簋》“王在康宫太室”;《扬簋》“王在周康宫,旦,格太室”;《休盘》“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太室”;《伊簋》“王在周康宫,王格穆太室”等。但这些都在铭文开头,说明铸器缘起之事发生的地点;而上举“宗室”诸例一般在铭文结尾,说明所铸之器将被使用的地方,意义不同。迄今还未发现一例“用作太室宝尊彝”之类的例子。因此,“晋公口室”所残之字,只能是“宗”,不会是“太”。《说文》“宗,尊祖庙也,从 从示”,“示”即庙主。“宗”字的本义是宗庙。甲骨文中先王先妣宗庙都称为“宗”,如“司母辛宗”。“室”和“宗”有区别也有联系,《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厢,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它是封闭空间,是宗庙的一部分。“宗室”则为宗庙,《诗经·召南·采苹》“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传》:“宗室,大宗之庙也‘;与“宗”意义相同;上举诸例不作此解,根本无法读通。
那么“晋公宗室”该如何解读?李伯谦老师只说是“晋国宗庙”,尚未深究。《沈子簋》有“周公宗”,郭沫若认为“沈本姬姓之国,为鲁之附庸”,沈子于幽公时克蔑受封,故告于周公的宗庙及其祢庙。“周公宗”应特指“周公的宗庙”1。《令彝》“令矢告于周公宫”,唐兰先生也认为是“周公的宗庙”(“宫”、“庙”相通)2;这个意见很正确,因为铭文中的明公是周公的后代,再度受册命,世袭官爵,有必要派令矢告于周公的宗庙。然而,“晋公宗室”若也作此解则明显不通,因为历史上并无一位象周公一样的“晋公”;更重要的是,按《史记·晋世家》,西周晋国国君称“侯”不称“公”,目前除M9这一例外,晋侯墓地出土铜器铭文均称晋侯;晋称“公”始于曲沃武公,是春秋初年的事,而M9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晋君没有理由称“公”。西周晋国爵位为“侯”是很清楚的,晋侯墓地所出列鼎均为5鼎,与虢国墓地相差甚大,到不了公的级别。古越阁藏品中有“晋公戈”,李学勤先生推定为西周之物,认为西周晋君也可称“公”3;孙华先生加以驳正,认为无论从器型还是铭文看都应晚至春秋时期4。“公”在古代有时是对成年男子的美称,“晋公宗室”中的“公”是否懿美之称呢?也不可能,在文献和金文中后代对先祖的懿美之称为“文考”、“烈考”、“皇考”、“帝考”、“显考”、“昭考”、“穆考”等,不见“公”;晋侯墓地M92出“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刺侯宝盘”,可资为证。传世晋公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唐公就是唐叔虞,唐兰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认为晋公 是晋定公所作。无论从辈分还是爵位唐叔都不能称“公”,晋公 称“唐公”是因为春秋晋国爵位已经升至“公”,故追谥先祖唐叔为公,就好象秦国自襄公始享国,襄公之父庄公称“公”,属于后世追称;同理,周文、武始称王,但也追称古公亶父为“太王”,季历为“王季”。 《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明言晋侯之称始于燮父,我们不能因为晋公 有“唐公”,就推测唐改国号为晋后,西周时就称唐叔为“晋公”了。总之,若把“晋公宗室”理解为“晋公的宗庙”,矛盾重重;我们认为,应当理解为“晋国的公室宗庙”,属于泛指晋国先君的宗庙,而非特指哪一位晋君的宗庙。“公宗室”可以简化为“公宗”或“公庙”。《礼记·郊特牲》“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自三桓始也”,这里的“公庙”相对于“私庙”,如同公室相对于私家;按宗法制度,卿大夫只能祭祀始封君,不能祭祀更远的先祖,这是私庙和公庙的差别;鲁三桓祭祀鲁先君乃至周公,是对礼制的僭越。同理,西周晋国曲沃一支是小宗,只能祭祀桓叔,而不能祭祀穆公以上晋侯,其所设宗庙为“私庙”;翼城一支为大宗,其宗庙为“公庙”。“公宗室”与爵位无关。《卯簋》“ 伯乎(呼)令卯曰:‘ (载)乃先祖考死 公室······今余 令女(汝) 宫 人,女毋敢不 (善)”。这里的“公室”即 伯的“公庙”,由臣属卯世代管理。
既然是泛指,可以是唐叔虞的庙,也可以是燮父的庙,或者包括二者在内。M9所出陶
器流行于西周中期早段,也可早到西周早期晚段,结合晋侯墓地其他几组大墓的排定1,M9的墓主人不出燮父、武侯的范围;无论是燮父还是武侯,与圆鼎铭文均不矛盾。这件鼎,可能是燮父,也有可能是武侯铸造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即便是武侯所铸造的鼎,也有可能埋在燮父的墓里。朱凤瀚先生在研究晋侯墓地排序时提出一个原则:下一代晋侯可以继承上一代晋侯的礼器,但下一代晋侯的礼器一般不会出现在上一代晋侯的墓里。“因为礼器不是明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与其他礼典,祭祀先人之器需要在祭祀时使用,无由放于先人墓中,即使非祭器也是平时礼典中所实用者,亦不会随葬于先人墓中。通常情况下,墓中所出实用礼器,应是墓主人生前自己使用的器物。”2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完全排除下一代晋侯所作礼器埋入上一代晋侯墓的可能性。礼器即祭器,也叫“人器”,相对于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或“鬼器”,周人墓葬既随葬明器,也随葬祭器,《礼记·檀弓上》“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孔子就曾强烈反对把祭器埋入墓里,“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檀弓下》)。反而说明了当时用祭器下葬的事实。晋侯墓地很多铜器有“晋侯作”字样,如果是下一代晋侯所作,得有一个前提:新君在先父下葬前就已即位,可称晋侯,否则绝不可能。《尚书·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唯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越翼日乙丑王崩······越七日癸酉······御王册命”。王国维考证是召公代成王摄政对康王行册命之礼,由此新王即位。可见新君在先君死后第八日即位,远在先君下葬之前。天子与诸侯葬制有差别,但也不会相差太远。《礼记·杂记下》“诸侯五月而葬”,刘绪老师曾论证确为事实3。因此不能排除在先君下葬前新君制作祭祀他的礼器的可能。按《仪礼》的《士丧礼》、《既夕礼》记载,下葬前有一系列祭祀活动,称为“奠”,如始死奠、小敛奠、大敛奠、朝夕奠、月半荐新奠、朔奠、迁庙祖奠等,都要用到鼎、簋、壶之类的礼器。虽然《既夕礼》讲下葬那一天,“厥明,陈鼎五于门外,如初······,彻巾,苞牲,取下体”,似乎没有用奠器随葬;但考古发掘的大量周代墓葬中出有列鼎,中有牛、羊、豕之类的牲骨,很难说不包括奠器。《仪礼》成书年代偏晚,且多儒家理想化成分,不能完全反映周代实情。具体到“晋公宗室”这件鼎,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不是用作“奠”之类的凶礼,若说它是武侯所作,被埋入燮父的墓中,还得有个前提,即上一代国君下葬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宗庙。《礼记·问丧》“祭之宗庙,以鬼飨之、徼幸复反也。成圹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说明在“成圹”(下葬)前就有了死者的宗庙,并对其祭祀。文献和金文中有“新宫(庙)”,《诗经·鲁颂· 宫》“路寝孔硕,新庙奕奕”;《礼记·檀弓下》“新宫火,亦三日哭”;《春秋经·成公三年》“甲子,新宫灾,三日哭”,《公羊传》“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者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谷梁传》“新宫者,祢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礼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可见“新宫”是对死去不久的先父的宗庙的恭称。《望簋》说“王在周康宫新宫”,唐兰先生定为共王时器,“当时穆王刚死,所以称为‘新宫’,实际就是‘穆宫’”。《 鼎》“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这个“周穆王太室”也就是“新宫”,说明至迟新王元年就有上一代国君的宗庙。那么“新宫”究竟能不能早到上一代国君下葬前?西周金文中尚无材料可以说明,但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铭文说“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 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李学勤先生认为铭文的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祀”1,由此可见在曾侯乙下葬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宗庙,楚王还在其宗庙中祭奠他,但后来这套宗庙礼器被随葬。童书业、郭德维等都认为曾(或随)已沦为楚国附庸,楚王不会亲自吊丧,“西阳”是楚国故都,不是曾国都城2;但这样等于说在楚都中设有曾侯的宗庙,更加有悖常理。曾侯乙下葬前已有宗庙当无疑问,除非我们否定这座墓的主人是曾侯乙。虽然年代相差较远,但曾、晋同为姬姓,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值得考虑。总之,单就圆鼎铭文,不能确认铸器者以及M9主人是燮父还是武侯,今年在M9之南又发现了一组晋侯墓(M113、M114),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M9墓主的最终确定,要靠两组墓铜、陶器物的年代对比,尤其是新发现晋侯墓铜器铭文的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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