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的姓与氏和后来的姓氏合一制度

    如今姓与氏并称，姓亦是氏、氏亦是姓，二者同义。但在古代中国，姓与氏是有区别的。
    按《说文解字》之意，姓从“女生”，即女子所生为“姓”。因此，上古之姓多“从女”，如“姬、姜、姞、妊、姒、嬴、妘、婤、嫪、妫、嫣、媛、姚、媿、娲、婢、妃、好、媙”等。这些古老的“从女”之姓，大约起源于距今五六千年的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族人都随母姓，如古代“五帝”舜的母亲为姚姓，舜也随之而姓姚。
    与姓源于母系氏族不同，氏却与男性有关，基于男性血统。随着母系氏族人口的自然蕃衍，就有了氏族“分家”的需要。当母系氏族需要分家时，往往是由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率领一部分氏族成员搬迁到新的地方安营扎寨，他还保留着原氏族的姓，但为了将这一新氏族与与原来同姓氏族区别开来，就需要为这一新氏族重新命名，这就是氏。因此，《左传》中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由于古老氏族的不断分化，新诞生的氏也就逐渐增多起来。从时间上估计，氏的诞生要比姓的产生迟一两千年。在夏商周“三代”时，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
    夏商周“三代”之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郡县制”取代周朝的“裂土分封制”，原先周天子所分封的氏就丧失了作为地位和权力象征的作用，而成为单纯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这样一来，氏就转变成了姓，从而出现了以氏为姓、姓氏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远古吉夷氏与古代中华吉氏没有必然联系

    [南朝•齐]王俭在《姓谱》中说“古帝中有吉夷氏”。按詹招琳《中华姓氏源流通谱》之释，在远古之时（约公元前8000年——约公元前4170年），我们中华大地的“五方（东西南北中）”都分布着很多以氏相称的先民原始部落，大约在公元前5071年——公元前4170年期间，分布在“五方”的主要部落有：浑沌氏（共七代）、葛天氏（共四代）、女娲氏、伏羲氏、赫胥氏、东户氏（共十七代）、皇覃氏（共七代）、启统氏（共三代）、吉夷氏（共四代）等。
    我们认为，包括“吉夷氏”在内的上述诸氏，是指中国远古原始人类时期大的氏族、部落的称呼，这与后来由“姓”而分出的“氏”是有所区别的，远古的“吉夷氏”与古代中华吉氏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血统联系。

    三、源自“上古姞姓”的古代中华吉氏

    1、上古姞姓的起源
    按《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资料记载：上古时（约公元前2700年）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族曾与蚩尤族争霸中原，结果是黄帝族联合炎帝族而打败了蚩尤族，并在中原地区建立了“黄帝部落联盟”。黄帝入主中原后，便通过“赐姓封地”来犒赏有功德的部下和自己的儿子们。据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有功德的十四个，这十四个儿子得到了“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十二个姓，其中的“姞姓”就是黄帝赐给他一个儿子的姓。
    我们认为，所谓“黄帝二十五子”之说，可视为上古“黄帝部落联盟”中的若干个氏族。黄帝自身的氏族为“姬姓氏族”，而包括“姞姓氏族”在内的一些非姬姓氏族当系“黄帝部落联盟”的成员，这些成员得姓后形成了上古黄帝族的“十二姓”。黄帝又称“有熊氏”，所谓“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之说（见《史记•五帝本纪》），当指“黄帝部落联盟”成员中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六个氏族与炎帝族作战于阪泉之野，其中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即系黄帝自身的“姬姓氏族”。
    “吉”字原本是个象形字，系从上古先民“牛”图腾崇拜的“图腾符号”中抽象、演化而来的。“吉”从“图腾符号”演化成字后，就有了“善美”之意，包括“祈善、赞美、趋福、灵瑞、祥和、荣耀”等。“吉”字加上“女”旁后成为上古的“姞姓”，这个“从女”的“姞姓”乃起源于上古时的母系氏族。

    3、先秦时知名的姞姓族人
    按《诗经》、《左传》、《史记》、《汉书》、《潜夫论》、《风俗通义》、《玉篇》、《广韵》和李学勤《中华姓氏谱》等古今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先秦时有不少知名的姞姓族人。为了尊宗敬祖、不忘先人之德，现将知名姞姓族人列表如下：
    姞姓始祖：上古黄帝之子，“黄帝部落联盟”中“姞姓氏族”的首领（酋长）；
    雍父：上古黄帝之臣、姞姓雍国人，最早作臼或作舂者；
    伯鯈：上古黄帝裔孙、姞姓南燕国开国君主；
    后稷元妃：尧舜时姞姓女子，周族始祖后稷的长妃；
    鄂崇禹：商代末姞姓鄂国国君，商纣王时位列“三公”；
    密须康公：西周初姞姓密须国国君；
    杨姞：西周时姞姓杨国女子、嫁给晋穆侯，出土青铜器中有“杨姞壶”；
    蔡姞：西周时姞姓女子、嫁于蔡国，出土青铜器中有“蔡姞簠”；
    虢姞：西周时姞姓女子、嫁于虢国，出土青铜器中有“虢姞鬲”；
    蹶父：西周宣王时姞姓南燕国人、周王朝卿士；
    韩姞：蹶父之女，周宣王四年（前824）时嫁给韩侯；
    宋雍氏：春秋时姞姓雍氏族人，宋国大夫；
    雍姞：宋雍氏之女、嫁给郑庄公，生子为郑厉公；
    燕仲父：春秋时姞姓南燕国国君；
    偪姞：春秋时姞姓偪国人，晋襄公的母亲；
    燕姞：春秋时姞姓南燕国人，嫁给郑文公，生子郑伯兰、后为郑穆公；
    孔圉：春秋时姞姓孔氏族人、卫国大夫，名圉、字仲叔，谥“文子”；
    孔姞：孔圉之女；
    孔悝：孔圉之子、卫国大夫。

    4、“吉氏出自姞姓”的依据
    史书文献和谱牒资料对“吉氏出自姞姓”的记载如下：
    [唐代]《唐司勋郎中吉浑公墓志铭碑》碑文：“昔伯鯈丕承黄轩，渊迪遐羡；洎元妃诞配后稷，载定厥宗。”（《唐司勋郎中吉浑公墓志铭碑》刻于唐先天年间，即公元712年）
    [北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吉氏出自姞姓。黄帝裔孙伯鯈封于南燕，赐姓曰姞，其地东郡燕县是也，后改为吉。”（《新唐书》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
    [南宋]王应麟《玉海•姓氏急救篇》：“吉氏，唐世系表出自姞姓南燕，后改为吉。”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吉氏，或云黄帝之裔伯鯈之后。”
    [清代]四川内江《吉氏族谱》：“姞蹶父尚夷王公主，徙居梁山，后去其姓女旁，改为吉姓。”
    [清代]云南镇雄《吉氏家谱》：“吾族氏一脉，原系出黄帝裔孙伯鯈，封南燕，列为侯伯。”
    [清代]粤赣湘《吉氏族谱》：“考吉氏系出姞姓黄帝伯鯈之后，封南燕伯，赐姓姞。《大雅》所称蹶父是其裔也，后遂去女为吉。”
    [民国]重庆合川《吉氏族谱》：“吉氏系出黄帝孙伯鯈之裔，赐姓姞，封南燕伯，世为伯爵。至周，姞蹶父为卿士，其后去女为吉，以姓为氏。”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黄帝裔孙、姞姓南燕开国君主伯鯈之后“改姞为吉”的，另一条线索是姞蹶父徙居梁山后“改姞为吉”的，由于姞蹶父正是南燕伯鯈的后裔，所以这两条线索是不矛盾的。现将伯鯈和蹶父、南燕和梁山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伯鯈（一作儵），姞姓，古南燕国开国君主，相传为上古黄帝后裔。古南燕国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汲县以西）45里处，小地名“城上”。蹶父，姞姓，西周南燕国人，周宣王时（前828—前782）任周王朝卿士之官职。梁山即今之陕西韩城。
    按《诗经•大雅•韩奕》诗篇之描述：西周宣王时有一个侯爵的韩国，其封地在梁山，国君为韩侯。身为周王朝卿士的姞蹶父，其人步履矫健、非常勇武有力，周宣王就任命他为特使而出使各国。因此，当时周王朝的各个诸侯国没有蹶父不到之地，但他认为，在所有诸侯国中当数韩国最称乐土。蹶父有个女儿（韩姞）已经长大成人了，故他为女儿选择宜嫁之所时，就选定了韩国。于是，在周宣王四年（前824）时，韩侯用百辆大车前来蹶父乡里（南燕）迎娶韩姞，其场面非常壮观。蹶父嫁女后，还从姞姓南燕国派师动众，协助韩侯扩大建筑韩国梁山的都城，两家的关系十分融洽。再按四川内江《吉氏族谱》之说，后来蹶父全家也迁居于韩国梁山，其后就“改姞为吉”了。
    综上所述，今陕西韩城一带是古代中华吉氏的发源地，“姞改为吉”的时间大约在西周末——汉代前。

    1、兮甲吉甫其人其事
    据经史、方志、谱牒文献记载和文物考证，在西周晚期时出了个重大历史人物——兮甲吉甫（前853—前775），他的乡里在楚地房陵（今湖北房县），从楚风以“兮”为氏，名甲（一作伯），字吉甫（一作吉父），全称“兮甲吉甫”或“兮伯吉父”。
    在西周宣王时（前827—前782），兮甲吉甫担任周王朝“师尹”（相当于宰相）之官职，故史书文献中通常称其为“周尹吉甫”或“尹吉甫”。吉甫公文武双全，既是驱逐严允（原作“玁狁”）、安定成周（洛阳）、中兴周室的名臣，还是“兮甲盘”的制作者和《诗经》的作者之一。吉甫公享年78岁，其墓葬在今湖北十堰青峰（或说在山西平遥、河北南皮等地）。
    “兮甲盘”是吉甫公铸于西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的一件青铜器，宋代出土，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兮甲盘”内有铭文13行、133字，记述了吉甫公征伐严允获胜而受周天子赏赐，以及他从成周（洛阳）至南淮夷征收贡赋的经历。严允是西周时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迁居至焦获后，进攻到泾水北岸，迫近周王朝都城。周宣王五年时，吉甫公奉王命率军驱逐严允，逐之于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而归。今译“兮甲盘”铭文之意如下：
    周宣王五年三月月晦庚寅日，宣王最初下令讨伐严允，逐之去太原。兮甲吉甫遵从王命，克敌执俘，凯旋归来，宣王赏赐兮甲吉甫四匹良马，一辆軥车。宣王又命令兮甲吉甫东去成周掌政执法，责令四方交纳粮赋。至于南淮夷、淮夷，原向我周朝交纳贡赋的农人，不得欠缴其贡帛和粮赋，他们的来往与经商不得扰乱地方和市肆，若胆敢违反周王的法令，则予以刑罚、征讨。特提请我周朝的各地诸侯、百姓注意，在从事商贸时要在规定的市肆进行，不得到荒蛮偏僻的地方去做生意，否则，也要给予处罚。兮伯吉父特此作盘记载。其眉寿（年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吉世芳译文）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诗经》中的《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小雅•六月》、《小雅•都人士》等诗篇，被专家学者一致确认是吉甫公所作。由于吉甫公是唯一可查考的《诗经》作者，因而被誉为“中华诗祖”。

    2、兮甲吉甫的两个儿子
    兮甲吉甫晚年时写了一首《诗经•小雅•都人士》的诗，其中有数句为：“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今译其意为：“我怀念那些京都人士啊，戴在耳上的宝石亮晶晶。特别是那位君子的乖儿女，谓尹谓吉我心知肚明。我有多日没见到他们啊，愁肠百结我不得安宁。”对于这首诗中的“彼君子女，谓之尹吉”二句，历代学者多有歧解。其实这二句乃是吉甫公的自我表白，向世人反映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尹以吉为氏”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按相关谱牒和文献资料之说，兮甲吉甫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长子名瑄，字伯奇，是吉甫公前妻所生的儿子（庶出）；次子名球（一作求），字伯邽（一作伯邦），是吉甫公后妻所生的儿子（嫡出）。伯奇乃吉甫公长子，却为何是庶出呢？原来吉甫公与前妻是自由恋爱而私自结婚的，在西周礼乐宗法社会中，这种结合不被世人认可，其所生子女就被称为“庶出”了。后来吉甫公的父母又为其娶了后妻来抵制前妻，这个后妻就被认定为正妻、嫡妻，其所生子女就被称为“嫡出”了。
    按相关谱牒文献资料和唐代韩愈、宋代黄庭坚等大家之说，伯奇虽事后母至孝，却因后母屡进谗言而被逐于野，自伤而作千古孝悌之歌——《履霜操》琴曲。吉甫公长期见不到自己的长子，心中忧思，故而写出“我不见兮，我心苑结”的诗句。
    按一些《吉氏族谱》和《尹氏族谱》之记载，吉甫公的庶系子孙以王父之字“吉”为氏；吉甫公的嫡系子孙以王父之官职“尹”为氏。这就是说，兮甲吉甫的后代不再是“兮氏”了，其长子伯奇及其后裔成为吉氏，其次子伯邽（伯邦）及其后裔成为尹氏。正因如此，吉甫公才写出“彼君子女，谓之尹吉”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