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创建者之一  郭嵩焘

    中华郭氏网 2012年9月6日 万家姓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847年进士,1854至1856 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 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 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生平简介
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中秀才 ,两年后中举。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次年,英法军舰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临行前,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咸丰帝对此大感兴趣,立即召见询问具体方略。至大沽口后,因反对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辞去。

  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五年(1866),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四年(1878)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三年(1877)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
侨的权益。同年10月16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问‘听闻乎?’张答到‘听闻。’郭又问‘你知觉乎?’张应曰‘知觉。’郭又说‘请数数目字。’张依言而数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三年(1877)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
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郭嵩焘愤然托病辞职。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5月5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

著述名录
郭嵩焘著作有《养知书屋遗集》﹑《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礼记质疑》等。其《伦敦与巴黎日记》,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标点出版﹐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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