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百年茅氏家族

    中华茅氏网 2012年8月17日 万家姓


家族传记《我们家的人和事儿》作者茅青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文/本报驻京记者 赵琳琳

  一本家族版的“往事并不如烟”,讲述了人才辈出的茅氏家族150年的传奇

  茅以升

  茅以升是茅青的叔公,1896年出生。早在解放前,茅以升就很有名气,蒋介石还曾接见过他。茅青回忆说,“我刚懂事就知道他有名。”

  手上总拿个烟斗

  在茅青的印象中,茅以升总是非常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但每到周末,或谁的生日宴会上就会看到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爱吸烟,经常拿个烟斗在手上。”

  茅以升很喜欢帮助人,经常寄钱给家境贫寒的亲戚,“这好像是那个时代的惯例,家中条件稍好一点的都要给农村的或是没工作、或家庭子女多的亲友寄钱。”

  资助亲人到自己拮据

  茅青回忆道,茅以升收入比较高,但每月也要寄走不少钱,最后所剩不多,生活得也很拮据。特别是在“文革”后,很多亲戚的收入不及以前好,茅以升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侄子茅于恭。

  茅于恭是茅青的表舅,也是茅以升的爱侄,人很正直也很聪明,上世纪五十年代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机械工程师。“文革”后,茅于恭一家被赶到乡下,收入也没有了。茅以升非常心疼,就每月寄给他们30元。那时候的3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茅以升自己每个月也就挣300元左右。为了让侄子摆脱困境,茅以升想了很多方法,找各种人,最后总算解决了茅于恭的问题。

  除了茅于恭,茅以升还要寄钱给一个外甥,这个外甥是茅以升去世的妹妹的孩子。孩子有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长期依靠亲友资助。此外,茅以升还要照顾岳母等人,所以每到月末所剩无几,甚至有时还得再找别人借钱。

  婚姻

  “正室”之外娶了另一个女人

  茅青介绍说,茅以升有两位妻子。戴传蕙是父母做主定下的,订婚时茅以升年仅十七岁,妻子十八岁,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茅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戴家同茅家是门当户对,还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两人结下了姻缘。

  1912年,两人正式结婚。婚后,茅以升回到唐山读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戴传蕙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由于茅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碰,在这种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传蕙知书达礼,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公婆待她很不错,但尽管如此,她仍旧渴望小家庭的生活。茅以升回国并找到工作后,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此后的生活充满了动荡,戴传蕙跟着丈夫搬了无数次家。据茅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从茅以升搬出老家,到1949年前,他们全家搬家达三十余次,生活动荡可见一斑。戴传蕙也因动荡的生活一直虚弱多病。

  发妻:为丈夫工作担心,焦虑成病

  从1934年起,戴传蕙的病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精神上也开始错乱,当时茅以升刚刚接手建钱塘江大桥,本来就繁忙,妻子病倒后他更是心急如火,好在亲友很多都来轮流照看。茅以升遍请杭州的医生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他的岳母更是焦急,劝茅以升去城隍庙烧香。

  戴传蕙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茅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来访,戴传蕙立即恢复正常,出门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见到亲人马上犯病。此外,戴传蕙患病期间照样能够写信,且文通理顺,根本不像一个病人的文笔。家中需要回复的信,给子女或给亲友的信都由戴传蕙执笔,从这些症状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症。

  其实,根据茅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回忆,母亲的病主要是焦虑造成的,最初是因为茅以升在镇江任水利局长时,堤坝倒塌他负一定的责任,这事件让妻子受了惊吓,后来,建钱塘江桥遇到困难,戴传蕙担心丈夫又会遇到麻烦,心焦如焚导致生病。最后大桥建好,戴传蕙的病自然而愈,并且再也没有复发过。

  茅以升夫妇非常恩爱,不离不弃,在妻子重病期间,始终非常耐心地关爱照顾妻子。

  “外室”:喜欢茅以升,从不提过高要求

  不过,他也确实在“正室”外还娶了另一个女人,出身于贫困家庭的权桂云。权桂云是苏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靠帮人做针线为生。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秀美娇小。

  1946年,在上海工作的茅以升和妻子戴传蕙两地分居,经朋友介绍,茅以升认识了权桂云,并对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两人年龄悬殊,但权桂云非常喜欢茅以升。权桂云文化水平不高,却温柔体贴,从不提出任何过高的要求,但性格内向懦弱,解放后,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很早就得病去世。茅以升也非常爱惜权桂云,直到年老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时,他都不愿意遗弃这个已经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晚年

  家中经常面对亲友批判

  茅青回忆说,晚年的茅以升,尽管在外面非常风光,但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

  茅以升有七个孩子,五女两男。其中,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和权桂云育有一女。权桂云和女儿搬去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后,茅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尽管茅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但却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长子回国不愿进家门

  茅于越是茅以升的长子,小时候,因茅以升出国留学,主要由母亲带大的,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茅于越1949年后长居国外,直到1972年,茅于越夫妇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

  茅青回忆说,“茅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哪里想到,于越到北京后仍表示不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

  后来,茅以升找到茅于轼夫人商量这件事,希望能帮忙出主意。茅于轼夫人于是劝说权桂云暂时回老家苏州一住。权桂云很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

  “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以升家不到十年后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茅青说,自己曾亲眼目睹茅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茅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据茅以升女儿茅于燕说,她的哥哥茅于越曾因她没有加入批判父亲的行列,因此对她也疏远了,后来竟至音讯全无。而权桂云的死对茅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十几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

  对话茅青

  茅家人信奉知识 不爱藏黄金古玩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什么茅家出了前清举人、桥梁专家、经济学家等多位名人?

  茅青:一个家庭出名人有很多偶然因素。我觉得茅家出人才主要同茅以升的祖父茅谦有一定关系,茅谦中举之后茅家兴旺了一段时间。茅谦也是一个很有天赋且口才很好的人,他对茅以升和茅以新等孙子辈有很大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寻回强国的梦。当时这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中国整整几代人的梦想。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些。直到茅以升和茅以新那代人都是最关心这个事情。

  清末举人 喜欢现代化的东西

  广州日报:除了天赋好口才好,茅谦先生还有什么爱好?

  茅青:茅谦是清末举人,后来当过几年小官。他没当过大官,却是一个很新潮的人,他喜欢现代化的东西(当时的现代化)。

  他和几个朋友在南京办了一个金陵测量学会,这个学会就是学习怎么用一些西方的仪器。那时候的中国连这些仪器见都没怎么见过,更不会使用,别说制造了。茅谦特别喜欢摆弄这些仪器,如果他生在当代肯定是理工科的料。茅谦还办过新学校和报纸。那都是比较新潮的东西。

  广州日报:茅谦先生有没有给茅家立下什么家规?

  茅青:茅家没有什么家规。从茅谦开始,茅家就比较“洋化”或者叫“西化”,比较开放。你从茅家人喜欢理工科这点就能看出,茅以升的榜样是詹天佑。

  如果说茅家有什么特别的传统习惯,就是不爱藏黄金也不攒古玩。现在说盛世藏古玩,乱世攒黄金,茅家这两样都没有,而且茅家几代人都不喜欢藏这些东西。我想可能是茅家信奉知识,认为只要掌握知识,走到哪里都是有饭吃的。所谓黄金也好,古玩也好都在自己的血液里,知识是真正的财富。

  广州日报:这样的家族氛围是不是对你也有很大影响?

  茅青:恰恰相反,我小时候非常自卑,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家庭算是资产阶级家庭。不但一点光环也没有还要背黑锅。

  我记得小时候在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很多人都填“革干”(就是革命干部),我只能填“普通干部” 或者填“职工”。

  茅氏大家庭经常人来人往

  茅青1982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外办工作。由于丈夫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半后去法国学习,后获得了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之后返回北京。1990年再次赴法定居,目前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茅青很小时,母亲就离婚了,离婚后的母亲独自去了山东大学读书,把年幼的茅青放在外婆家中,因此,茅青自小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她也因此有了一些和叔公茅以升接触的机会。

  外祖父和外祖母对茅青疼爱有加。茅青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外婆家住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胡同,她就出生在那,那是铁道部宿舍,外祖父是铁路工程师。

  茅家是个大家庭,“我们家经常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亲戚,朋友和同事非常多。”茅青回忆说,那时刚刚解放不久,茅青的母亲和舅舅们都非常积极,外祖父和叔公茅以升也把全副身心都扑在工作上。

  由于母亲再婚,茅青辗转读了几个小学。小学一年级的时光是在“大甜水井小学”渡过的;后来母亲再婚搬到永安里居住,茅青也随之转学。

  “小学前三年,我觉得人生还是比较平静,也很愉快幸福,但是三年级以后开始‘文革’了,我们家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一下就陷进了很深的痛苦中。”茅青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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