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名臣鲍宣事略

文_马书岐

 鲍宣，是一位被历史记住并不断提起的人物。为官清正廉明，不惧权贵、不畏生死，敢于仗义直言，将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系于一身，其《上哀帝书》《复上书论董贤》，其辞直，其情恳，正气凛然，谏议官的责任心溢于言表。      

  鲍宣，是一位被历史记住并不断提起的人物。

  鲍宣，字子都，西汉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县）人，从小研习经学，学业优秀，小小年纪在县里已是小有名气，二十几岁时由县令任命为乡啬夫，主管一个乡的民事纠纷和征收赋税工作，身在基层，鲍宣熟知民间疾苦，尽心为百姓排忧解难。后来，鲍宣又做过县丞，再后又成为都尉、太守的功曹。由于工作出色，人品出众，最后由郡守推荐到朝廷，参加孝廉的选拔。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原为举孝察廉，即察举二科，后渐而混同为一科。孝廉，是功名，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鲍宣通过举孝廉，在汉成帝刘骜身边做了一个郎官。

  这位汉成帝刘骜，是西汉的第十二位皇帝，为汉元帝刘奭与孝元皇后王政君的嫡子。

  西汉传到这个时候，似乎气数即将耗尽，败亡之象已经显露。刘骜的母亲王政君重用娘家人，在王政君的裙带提携下，外戚迅速崛起，使西汉的外戚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汉成帝刘骜因为纵欲过度，死在了婕妤赵合德的床上，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继位。

  此时的鲍宣已经转了好几个工作岗位，先是从郎官转为州从事，又转为议郎，再转谏大夫，还在豫州牧任上干了一年多。这豫州牧属于地方大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省长，鲍宣因为出身贫寒，从没有把这个职位当成一个官位，他不用朝廷给他配备的六马官车，而是经常骑着一匹瘦马下乡调研，还经常住在乡下，有时候还亲自断案。后来被人参了一本，说他“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鲍宣的那种艰苦朴素，不事排场，贴近民众作风，反倒都成为他的罪状，被免官返乡，几个月后，又回到谏大夫的岗位上。

  谏大夫虽然职位不高，但责任重大，肩负着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的职责。而这种职责风险极高，因为你是在给手握生杀大权的人提意见，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谏议官须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不畏生死、仗义执言之人。鲍宣就恰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在汉成帝时还只是王氏一门外戚把持朝政的话，那么，到了汉哀帝时，朝中形成了多股外戚势力，朝中一下子成了四位大后并尊，而且相互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全然不以国家为念，不以百姓为念，已然将一个大汉王朝弄得凋敝显见，一派戾恶之气。

  年轻的汉哀帝面对这一切不仅束手无策，还将反对外戚专权的官员全部罢官，另一方面又极度放纵自己，还包养了一名男宠董贤，每日里纵情享乐，不理朝政。

  于是，就有了鲍宣的《上哀帝书》。

  鲍宣的这份《上哀帝书》，有对朝政长期的观察体验，有积久的割弊之心，有作为一位谏议官的强烈的责任感。在这篇奏章里，鲍宣没有一句对汉哀帝刘欣的奉承之语，满篇言辞恳切，句句切中朝弊。

  奏章里，鲍宣指出了外戚弄权的危害，“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蚀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接着，鲍宣指出了皇帝的愚昧。鲍宣说，皇帝呀，你不但不能认识前朝外戚专权之弊，却还加重这种弊端，除了前朝封得王氏外戚外，你现在又封了傅、丁两门外戚，给他们高官厚禄，让他们把持了朝廷的各个要害部门，你看看现在的朝堂之上，哪还有几个有德、有才、有识之士，皇帝你看看你宠幸的都是些什么人？像董贤之流，无德无才，你却把他安排在三公九卿的位置上，难道你想让这些人帮你承天地之运，治理国家，安定天下吗？正是因为你的这些错误，致使“请寄为奸，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

  鲍宣的这些话太犀利了，简直句句切中哀帝要害。

  鲍宣说：“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鲍宣的这个“七失七死”论断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论断，是心怀天下的肺腑之言，是将人民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紧密联系起来的一种先进的哲学理念，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也即古代有良心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种深刻的民本思想，也揭示了封建社会皇权之下老百姓的生活境遇。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的幸福，就是企盼能遇上一个好皇帝，一个开明的皇帝，一个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道理的皇帝。但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老百姓遇上这样的好皇帝的机会太少，而荒淫昏庸的皇帝居多，譬如汉哀帝刘欣，虽然在昏庸的皇帝中间，他还算不上出类拔萃，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无为的皇帝。一旦遇上这样的皇帝，老百姓就只有“七失而无一得，七死而无一生”，而每到此时，皇帝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当然，仅凭鲍宣的这一篇奏章，要改变朝廷的这种现状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当时正值邪气上升、正气下降的时候。但鲍宣始终坚持正义，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便是鼓荡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浩然正气，一种刚烈精神。他不但弹劾奸佞，还竭力为忠直申辩，为正义申张。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正月初一，也就是中国最传统的节日——春节，古时称“元旦”，又称“三始”，即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因此，此日最为神圣，也最为慎重。

  但就在这一天，却出现了日蚀。瞬时天地昏暗，寒风骤起，给这个本来是喜庆的日子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预感。及至二月，又出现白虹贯日，天气接连阴沉却不下雨。对于这些接连出现的异象，朝野议论纷纷，百姓惶惶，谣言四起。鲍宣也感到事态严重，连忙秉烛执简，给哀帝上书。

  这就是著名的《复上书论董贤》。

  哀帝的这位男宠董贤，天生娇柔媚态，哀帝与他同宿同飞，赏给他最高的官——大司马，赏给他最大的财富——四个亿，还赏爵位，还给他修陵墓，他的家人乃至仆从都个个有钱有势有地位，甚至哀帝还想把帝位禅让给他……

  虽然好男风在西汉的皇帝来说早已不是稀奇事，但是如哀帝这般置后宫三千佳丽于不顾，移情于一个男宠身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鲍宣说：“白虹虷日，连阴不雨，此天有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那么，天有什么忧结未解，民有什么愿望未满足呢？

  鲍宣紧接着一语中的:侍中驸马都尉董贤和皇家本无亲戚关系，但凭容颜美丽、说话中听而得到朝廷的宠爱，进而到朝中做官，朝廷对他的赏赐无限度，几乎用尽了宫里储存的宝物，把三所府第合成一所还以为小，又拆毁少府的染织房为其扩建新房。董贤父子骄横到让天子使者、将作大匠都来为他修建府第，他家里巡夜的吏卒都得到了皇家的赏赐。他家里祭祀坟墓的宴会及供品都由皇帝的御厨来做。海内进贡奉献的东西本来是用来供养一国之君的，现在反而尽至董贤家，这难道合乎天意与民意吗？

  鲍宣的奏章并非是一味指责，而是提出对策，去小人，亲贤能：“孙宠、息夫躬不宜居国，可皆免以视天下。复征何武、师丹、彭宣、傅喜，旷然使民易视，以应天心，建立大政，以兴太平之端。”

  哀帝接到奏章，既恼怒又震撼，他不得不承认鲍宣说得有道理，除了董贤不能割爱外，其他一一准奏，并且将鲍宣由谏大夫升为司隶。

  司隶，原为周代的官名，又称卧虎，属于中国最早的监察官制。汉武帝时改设司隶校尉，“掌察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有“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郡国，无所不统”的职权，同时还负有对京师治安的责任。

  但是，鲍宣面对着的是一个昏庸的皇帝，面对着的是一片断崖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所以，鲍宣必然会遭到腐朽的和没落的反动势力的无情报复与残酷镇压。

  元寿元年（前2年）秋，丞相孔光在巡视皇宫城外的皇家陵园时，放纵属下将马车赶进皇帝的专用辇道，纵辔扬镐，被鲍宣发现，按规定将这些辇道上的人和车马扣下。孔光感到丢了面子，便以“摧辱丞相”之罪告了御状，哀帝一下子想起了鲍宣屡次给自己带来的不爽，就派侍御史到鲍宣的司隶府拿人，鲍宣认为自己拘押丞相车马是在维护皇家尊严，拒不开门，哀帝大怒，以“大不敬”罪将鲍宣打入死牢。

  此事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潮。有一位叫王咸的太学生，举着一杆大旗，大声呼道：“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一下聚集了太学生千余人，这一帮学生，举着大旗，浩浩荡荡来到皇宫门前请愿，要求释放鲍宣。哀帝迫于压力，将鲍宣减死一等，发配上党。

  当时上党郡的郡治在长子。鲍宣到长子后，看到这里山雄水明，气候温和，适宜农耕，便将妻子桓少君和长子鲍永、次子鲍升接到长子，定居下来。

  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初三，汉哀帝死了。这位短命皇帝在位六年，死时只有二十五岁。哀帝一死，以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外戚集团再次得势，王莽窃取了朝中大权，立中山王后冯缓的孙子九岁的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朝中的一切大小事情都由王莽说了算。王莽当权以后，一方面培植亲信，一方面诛杀异己，鲍宣自然难逃魔掌。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借一次“狗血门事件”，诛杀不附己者数百人，这一年的秋天，鲍宣也被害于上党，享年五十二岁。

毫无疑问，鲍宣是不幸的。

当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朝纲紊乱，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政治已经极度腐败，王朝的车轮正在急速地滑向深渊，一位忠直大臣企图用自己忠诚的双手、坚韧的臂膀来挡住滚滚而来的颓势，来托住这座正在倾倒的大厦，其结局注定是可悲的。然而，鲍宣却又是可爱的，可敬的，可贵的和可传承的。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因而它就更能撼动人们的心灵。

鲍宣在那个被撕碎的瞬间迸发出的一束光芒照亮了历史的黑洞，因而显得格外耀眼。

鲍宣一生清廉，视金钱如粪土，被人称道还有他和桓少君的爱情故事。鲍宣青少年时期，曾就学于桓父门下。桓少君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塾师，在他门下就读的学生很多，鲍宣只时其中之一。在众多的学生之中，鲍宣家境贫寒，但学业优秀，志向高远，深得少君父亲器重，便将爱女许配于他。

  《后汉书》是这样说的：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鲍宣不为钱财所动，桓少君甘于过清贫生活，成为后世奉学的楷模。

  唐代诗人周昙有一首《鲍宣妻》诗：

  君恶奢华意不欢，一言从俭亦何难。

  但能和乐同琴瑟，未必恩情在绮纨。

  正是在这种家风的培养和熏陶下，鲍宣的儿子鲍永秉承家风，当官做事刚正不阿，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因为鲍永是鲍宣的儿子，特任命他为司隶校尉，让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当同样的官，做同样的事。鲍永的儿子也就是鲍宣的孙子鲍昱，同样也被刘秀任命为司隶校尉，并且说：“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

  祖孙三人为同一官职，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且三代同为清官，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因此，在东汉的首都洛阳，老百姓传唱着这样一首歌：“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

  鲍氏骢可能是一匹青白色相杂的普通马，但是因为其中融汇着鲍宣的精神，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现实中的马，因之，后世常以“鲍氏骢”来代指清廉、正直，或者用来劝喻公门中的官吏，让他们不要忘记鲍氏骢的那种精神。

  而以鲍宣为始祖的“上党鲍”，也成为千百年来兴盛不衰的名门望族，名人辈出。

  鲍昱的儿子鲍德，官至大司农，在他任南阳太守时，发展农耕，兴学育人，被当地百姓尊称为“神父”。

  鲍德的后人西晋玄学大师鲍靓，亦官亦仙，其事传奇于《晋书》。鲍靓的女儿鲍潜光，人称上党鲍姑，与她的丈夫葛洪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医学大师，鲍姑首先发明了艾灸疗法，世代追仰。

  还有南朝的大诗人鲍照，为鲍昱之后，也是上党鲍的代表人物。……

  鲍宣当初被害死的时候，是草草安葬了的。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他的妻子桓少君在上党病逝，已经是关内侯、扬州牧的鲍永奉勅回乡守孝，这才重新将死去近三十年的父亲和母亲合葬于鲍庄之南的一块向阳的土地上，后渐形成村落，这就是今天长子县的南鲍村。